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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能完全讲心里话,便越发感到孤独。在这种无援的情况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环龙路租了三层楼上的一间小房子,寂寞地过着一天又一天。
我这时是二十七岁。虽然在上海、在北京都住过,上过学,可那时都是同朋友们在一起,或者同爱人在一起。如今独立生活在大上海,一个人在万花筒般的大上海度日月,这是第一次,我真感到举步艰维,整日心神不安,忧心忡忡。穷思苦想,我强打精神,蓄积力量,为应付每一个日子而挣扎下去。
我有许多负担:首先是政治上的压力。也频已经牺牲了,我应该继续冲向前去!但究竟应该怎么做?杀害他的国民党刽子手们能够放下屠刀放过我吗?第二是经济上的压力。我应该奉养我的母亲,应该抚育我的孩子。他们每日的吃、穿、住,都应该由我筹措,加上我自己在上海的房租,伙食……我每月得写多少字啊!过去是两个人经管两个人(母亲还有一点点积蓄),现在是一个人担负三个人,并且是两地为生。第三是创作上的压力。我该写什么呢?我旧有的一点点生活,我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女性的愁苦,已经写腻了。我需要开拓创作的新天地,我必须到大众的生活中去。可是,怎么去,去什么地方?种种问题横积在我的心头。我坐着,痴痴的;躺着,闷闷的;在马路上走着,心像被狂风卷起的落叶又被抛下。我写过一篇小说:《从夜晚到天亮》,那是我自己这一段生活的写照,看过这篇小说的读者会更理解我的。
我曾经向共产党中央要求去江西苏维埃区。等着等着,后来不被准许,因为工作需要,我被留在上海,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杂志。这件工作很重要,不是我过去办《红黑》的那一点点经验所能应付的。那时编辑《红黑》杂志,主要是也频做事,我只在“人间书店”办的《人间》月刊上挂一个空名;另外的事则由沈从文和那位书店的老板兼编辑程某负责;刊物只出得两期或三期就停刊了。
我这时的生活实在狼狈。关心我的左联的朋友们有人认为在如此处境下,一个人生活太艰难,不是长久之计。但我这时对于恋爱实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