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武汉的城市表情很郁闷，情绪坠落到了最低点。
当民军和汉阳百姓乘船向武昌撤退时，清军从龟山向江中开炮，造成严重伤亡，“武昌城外，由江中捞出之死尸陈列堤上，不计其数。内有未死而呻吟者，有妇人抱子，母死而子苏，啜泣索乳者。血溅江边，死者相枕藉。”（《民立报》1911年12月1日）“汉阳失守后，武汉人异常悲愤。所有车夫舟子，皆相顾涕泣，因此武汉三镇，无一人力车上街；襄河及大江两岸，上自金口，下到阳逻，帆船绝迹。汉口市场，被清军烧成焦土。其余未被燃烧的街市，亦皆关门闭户，寂然无人。”10月18日《汉口中西报》还报道:“汉口逃乱之人原以念一日某国兵轮到汉耀威，试炮三声，闻之者各寒心丧胆，旋即起意搬迁，有迁于租界地内者，有回本乡者，有乘轮上下各回原省者。下江人之家眷现几走十分之八，本省人之家眷几回十分之九。汉口近三日间较前日已少去三分之一。”
武昌城也乱了。先后回到城里的士兵，没有人约束，没有人安置，没有人管饭，他们手拿枪械，满城扰攘，闹得百姓人心惶惶。很多投奔武汉参与抗清的人作鸟兽散。面对如此纷乱局面,黎元洪立即发布布告，通令各协、营长官选择地点设立营房，收集各部队的士兵、军官，整理军械，募补新兵。
湖北军政府挽狂澜于既倒，于11月27日晚由黎元洪主持召开各军将校开会，决定革命的前途。那天,武昌红楼济济一堂，到会者约六百余人。当时情况，一种说法是：黄兴自承放弃汉阳，深以为愧，当往上海与同志合议，从速攻下南京，为武昌声援，此外并无他语。孙武请总司令报告汉阳战事经过情形，黄不作理会，默然有顷，即退席。一种说法是：会议正在进行时，黄兴率司令部成员到达军政府。形容憔悴的黄兴说，这次汉阳之役，不是军队不多，不是阵地不坚固，不是弹药粮秣不充足。导致失败的原因，第一、官长不用命，第二、军队没有良好的训练，第三、缺乏机关枪。从第一次败退起，兵士一听到机关枪声就极为惶恐，有的长官也畏避不前。我曾几次发布命令奖励不畏惧机关枪的官兵，但收效甚微。至于下一步，从全国局势看，革命重心必定移到江浙一带，其中南京龙蟠虎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得南京者得东南。因此在各地起义中独南京还有战事，东南几省联军又久攻不下。鄙人愚见，既然汉阳已经丢失，武昌就不易保守。而满清军队可用之师全在湖北，何不避其锋芒，放弃武昌而移师东下，用武昌之兵援助东南革命党，合力取得南京，然后组织北伐精锐军队，再图恢复。
张振武、李翊东、甘绩熙等听说要放弃武昌，纷纷起来抗议:头可断，血可流，武昌不可弃！张振武拔出手枪高高举起，大声喊道：如果有人再提放弃武昌，我就请他先吃一颗子弹！全场掌声如雷。刚从日本归国的范腾霄站起来平静地说：失去汉阳则武昌不保，从战术来看，黄公所说是极对的。但军事上战略永远重于战术。武昌如人的首脑，略有摇动必影响全国。正因为如此，淞沪皖赣各路援鄂大军已经出发。他们不远千里来支援湖北，而我们却不战自弃，此一失也。汇集南京的东南诸路大军是清军将领张勋守城军队的十倍，我想南京不日可下，不需要武昌移师参加。武昌若弃湖北而依附东南，指挥之权谁握，意见之争必起，势必影响攻击南京，此二失也。顾手足而弃首脑之武昌，首脑失则四肢随之，必定影响民国生命。此三失也。有此三失，武昌绝对不可放弃！此语即出，获得全场热烈鼓掌。
败军之将，何可言勇。黄兴的处境已很尴尬。散会后，他对黎元洪说，大家既然不赞成放弃武昌，只好我一人先往上海，等克复了南京，我会带精兵两万驰援武昌（这显然是开空头支票），请都督好自为之。于是向军政府领了20万元现洋（黎元洪也着实慷慨），当晚与李书城（一说李已前一天离汉）、陈磊等人乘船东下。
黄兴当夜过江到汉口，翌晨乘“南洋丸”轮东下。此事让人有点搞不清楚：汉口虽为清军占领而商旅仍行？黄兴等还能安全地畅通无阻？何以武昌汉阳没有通航大码头？这些问题有待深究。反正是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黄兴要走了。黄兴从10月28日抵汉到11月27日离汉，整整一个月，并非功成身退。为什么走得如此匆忙。据说，“当时名流集议上海，推庄蕴宽到汉观察战事及其他。庄往汉阳晤黄，一见倾心，期望其一往上海，主持国是。”这是黄兴早已想好的退路。黄兴有五子，其长子黄一欧时任江浙联军沪军先锋队副司令，这也是他急于东下的原因。
黄兴一世英名都葬送在武昌和南京,且对手都是冯国璋。有的人说，黄兴是四条腿，黄字下面两条腿，兴字下面两条腿，所以跑得特别快。钱基博在《辛亥南北议和别记》中写道：没有哪一个不是他指挥的，而结果没有哪一个是不败的：而每败就责怪部下，自己逃走，一时有长腿将军之号。然而败而不挠，一有机会他马上又会发难，革命党人就是以此推举他。
人一走茶就凉。有一则传闻说，黄兴的离去和到来境况迥异，前者轰烈后者悄然。他出草湖门，绕道毡呢厂，尔后在那里乘船。当时的他“布衣草履，面目黧黑”，就像一个刚从田间归来的农民，同船乘客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革命伟人。
51.商会为开创民国铺开了血路
“明月如霜照宝刀，壮士淹波涛。男儿争斩单于首，祖龙一炬咸阳烧，偌大商场尽地焦。革命事，又丢抛，都付于鄂江潮。”黄兴在离开汉口的江轮上填词《山虎令》以抒怀，心情不会不刀剜般沉痛。
时势造英雄，这是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这期间，革命党人、立宪派和清军中的反正者，都作了英勇的表现。同时，我们还不能忘记武汉商界精英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他们更具本土民间性质，是这座城市的捍卫者和守望者。
1911年出版的《最近汉口工商业一斑》中写道：“汉口为中原最大之市场，不特为本省商人所趋集，其各省之商贾，无不有本店或支店设立于此间。然国家幅员至广，以前闭关自殖，斯民知识，未能铲除省界之见。故为商战自卫之策，各自分其圈限，彼借‘帮’以自立，此借‘行’以自立。盖本于合纵连横之意，亦团体进化之一阶段也。”美国汉学家罗威廉曾认为，汉口与中国传统城市不一样，城市的管理权和管理事务不是为官厅控制，而实际上有由行帮和民间团体所操纵。清代汉口城市的行政弱化和商人、民间团体组织自治以及在公共领域活动的兴盛，特点十分明显。汉口商业发达，商人云集。“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叶调元《竹枝词》）开埠前，汉口有一些商人组织，如山西、安徽等会馆，铜器业的江南、江北公所、银炉坊帮的“太清宫”等。清末武汉各种行业组织、旅汉商人会馆有二百多个。其中著名的有华商总会、汉口商会(1907年)、武昌商会(1908年)等。其社会保障功能堪称完备，参与社会救助向来积极。“传闻走水（失火）共惊猜，长柄灯笼挤满街。轿子飞跑锣乱打，各帮会馆水龙来。”凡救灾、赈济、消防这类大事基本上是依赖商人及商团组织进行的。尤其在辛亥革命的战乱期间，他们的作用更显重要。
首义伊始，革命和反革命都在争取商会和保安会。
据皮明庥著文介绍：10月10日晚间湖广总督瑞澂从武昌督署逃出，很快赴汉口商会“央请设法”。商会总理咸宁人蔡辅卿“方拟举办团练，忽接都督（黎元洪）照会谓各团保安会只可防火，不可用武装相抗，违则严究”。蔡辅卿马上召开会议，改弦更张，令各保安会“以白布为标记”接应民军。当民军11日晚开赴汉口时，汉口商民燃点鞭炮，夹道欢呼。御史温肃在奏折中云：“汉口商会总理、道员蔡文惠（辅卿）开门迎贼，贼以兵三百人渡江遂占汉口。”10月12日，詹大悲带了少量部队从武昌过汉口，立即找商会负责人蔡辅卿、李紫云会商，双方达成谅解。“武昌遣90人至汉口商会议设保安会，索兵饷60万，允保汉商，闻已署诺。”汉口成立军政分府，商会中人并参加军分府工作，商人刘少舫主持庶务。在武昌方面，担任军政府政事部参议的有商人吕逵先和刘树杞、陈英芳、熊道璜、高元藩、王世杰等。官钱局总理则由徐荣廷、吕逵先担任，造币厂厂长为时功璧，范尚武等。
无政府真空时期，社会沉渣泛起。在民军没有从武昌渡江以前，汉口各团联合会即担负起维持社会秩序之责。当时汉口秩序紊乱，各团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迅速组织力量，维持秩序，接应民军。“辛亥八月二十日，汉口清吏闻起义武昌，旋弃地遁，民军未即渡江，巡警散，兵力微，秩序大乱，汉口(各团)联合会忧之，乃集合二十二团会员千余人开会筹议，以保卫地方协助民军为要义。”各团联合会负责人马刚侯、关少尧发动团员，“风起云涌，首先响应”，一面分途演说，安慰人民，称民军运筹美备，虎贲鹰扬，救民于水火而登衽席，诚属易事，请各店居民照常交易，劝户悬一灯，家抽一丁为护丁。”此情此景，何等地同仇敌忾、齐心协力！
筹款济军为商会商团支持武昌首义的重大行动。首义期间，商会商团资助民军经费达一百多万元。湖北军政府在5天内扩军四协，筹集军费之巨之急，全靠武汉工商界慷慨解囊。部队膳食支出，由商会垫借五万金，分配作临时食费。汉口商务总会筹巨款供招新军一镇之薪饷，还推举商董四员专业军需，接济粮台。统领何锡藩在命令中说：“本部军给养，以汉口商会与军政府所办之粮秣在刘家庙车站领取。”(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汉口商会董事韦紫封、刘子敬、刘歆生、李紫云、蔡辅卿、宋炜臣、万撝伯等32人共同发起国民捐，其《劝捐书》云：“古人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国民主苦于专政体者久矣，今幸民军发轫不数月而望风景从者，已有达十有余省。”“故不论士农工商，均宜同心助力，乘此千载难逢时机以争万世和平之幸福。有勇力者当以身从戎，无勇力者即任以财助饷。”这次发动募得款项七万多元，武昌捐款办事处亦募得四万五千元。湖北军政府还计划以商人刘万顺、韦紫封的私有土地为抵押，向湖北官钱局借债三百万两，亦得到刘韦二商的支持。商会李紫云还为汉口军政府“代筹巨款数十万元”。10月14日，当一日本人赴武昌访黎元洪谈及军需时，黎笑而言曰：“……现在商人之捐助军费者百元二百元不等，商人如此慷慨，吾等决不忧军费之缺矣。”(《辛亥革命》)
武汉三镇商团作为一支民办地方武装为配合民军发挥了作用。当时民军主力集中用于战事方面，商团则维持社会治安，日夜操练，荷枪实弹，昼夜梭巡，把持要路，控扼市区缉拿奸细，捕捉抢匪。时有不逞之徒蠢蠢出动，抢劫纵火。10月11日，汉口从清早到夜间发生抢劫案数十起，汉口官钱局各钱庄及典商同时被劫。商团在13日早晨就捕获抢匪三名，押至四官殿枭首示众，平息了骚乱。还在一个小客栈中抓获第八镇统制张彪的参谋长刘锡祺并处死。据温楚珩回忆：“当晚(10月12日)派兵一队会同原有商团分巡街市捕斩抢犯三名，秩序开始恢复。商会副会长李紫云热心赞助，人亦精明干练，深夜本人以馒头、酒肉等数十担，犒劳枵腹终日之军士。”
当战火弥漫之际，工商界的支前工作也特别繁重。汉口商团于清军到达之前的10月14日，就在沈家庙、商育婴局、济生局、小关帝庙、友仁、义社五区设粮台，负责粮食供应。同时“禀呈都督委派胡光瑞、丁振凯、曹星源、曾广生等四人设局经理其事，担任接济阳夏两处军食。”(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各商团“群相解囊”，购卖干粮，以济军需。“汉口商会总理蔡辅卿等，星夜赶做馍馍，烧开水，送上前线劳师，以致兵心大壮。”(王保民《武汉辛亥革命闻见录》)汉口四区公益会在歆生路余庆里、长源里等处设立军人招待听，接待作战官兵。10月18日各团联合会接到民军“飞信”，需要子弹和夫役，各商团乃率会员、夫役从汉阳枪炮厂将子弹、炮弹火速运往前线。此后，每日均有会员、夫役出动。自10月25日起，各团联合会发米百石专供军食。当时在如寿里搭盖大席棚，架大锅十几口，造饭送至刘家庙、大智门等处。在刘家庙、滠口一线战斗中，“沿途农民拿着锄头和斧头帮助民军打击敌人，夺得很多枪枝交给民军。汉口商民亦组织慰劳队，抬牛肉酒食到前方劳军，并帮助运送伤员和战利品。”(邓定人《武昌首义》)万昭度等组织的汉阳商团极力“维持秩序以辅助官力所不及”，“严禁出入，防杜汉奸，日夜匆忙”，“押运粮食，不遗余力”。并将汉阳积存谷米三千多担“援救民国”。还有一位旅鄂湘商李炳炎，“鄂省起义，督粮到鄂，承办鄂省湘米公司，是时军需告罄，人心惶惶，李奔走呼号，将储存湘米全数接济，复在同乡富商处，劝捐军米约四百石。”(《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资料》)后军务部长孙武等委任李炳炎为运解粮米采购员，接济粮台军需。
组织红十字会从事战事救护，也是商会进行的重要工作。汉口商会及时地创立红十字会，由荣昌照相馆老板、革命党人李白贞与商界崔世瑞、陈凤池、周承训、王琴甫、刘子敬等人商议成立，并联系仁济教会医院、中西医院，救护伤兵，掩埋牺牲之民军。武昌商会负责人吕逵先和巨商徐荣廷也积极支持此项工作。红十字会自成立起到停战止，70多天共收容伤病员一千三百多人，药品均由商民捐助。
各商团还直接投入战斗，羽翼民军抗击来敌。汉口龙王庙船帮、土果帮，冒着枪林弹雨，拖出大小船只在水路上横成一排，阻止清军从水上进攻。当民军三十二标二营在歆生路一线崩退时，“管带任光耀出逃，其余百余人由商会出面接洽，留其保卫歆生路，至是，与四十二标联合，分防汉口。”(《辛亥革命先著记》)位于长江汉水之交的龙王庙，在清军进攻时腹背受敌，该段水土果帮自治会副会长张既如、余翰臣率团员“曳去船只，阻碍北人”，同时输送军械，以“补助于民军”。汉口堤口下段商团有18人参加作战。四官殿保安会书记周松樵等26人“荷枪助战”。各团“荷枪助战，不畏险阻者”大有人在。
还有一个“商界巨擘”刘鹄丞，曾与吕逵先等共组武昌保安会。所属王荫槐见义勇为：10月12日上午，“北军由晴川阁炮击武昌都督府……霎时火烟迷空……君奋然曰，不救都督府，何用善堂水龙为？乃衣戴笠，躬自持旗，号令于市……编制十余人，督水夫驰至都督府喷击二小时。”(《武昌保安社绅实录缘起》)
清军攻掠汉口之后，工商界许多人士纷纷走避租界，乃至津沪一带，一方面是保家保命，“力为身谋”，另一方面则表现了对清军的不合作态度。“所以清军的前进部队如王占元等，达到市区，一时无法收拾。”(扬铎《辛亥革命时汉口大大及其扑灭的经过》)“北军初来，尝三度致书于汉口商会，询访情形，嘱其答复。又尝遣标统某亲至商会，而商会竟无一人接洽。故北军怒，而效咸阳一炬。”袁世凯在战云密布的气氛中，开始了和民军的和谈，当时武汉工商界和武汉商会、商团，出于其工商经营利益的考虑，力图在汉口大火后休养生息，重扩旧业。汉口商会在宣统三年十二月初九日（1912年1月27日）致清内阁电中表示“深望和议早成，共谋善后，以图振兴”，“转恳两方政府，将汉口、汉阳……划为中立地点，不再开战……以苏商困，而惠民生。”(《历史档案》杂志）他们认为，只要和议实现，清帝退位，总统即属意于袁世凯。
两天以后，汉口商务总会还要求将汉口汉阳划作中立地点，这从伍廷芳致大总统电文中可知：
孙大总统、黎副总统鉴：顷得袁内阁蒸二电如下：据汉口商务总会全体商人电称，汉口为华洋荟萃之区，汉阳乃各厂林立之所，商务繁盛，甲于中国，自经此次兵燹，汉口房屋，几被烧尽，汉阳财产，亦多损失，糜烂情形，惨难言状。嗣因停战议和，北兵撤退，各商陆续回汉，深望和议早成，各谋善后，以图振兴。乃停战期迫，和议尚未发表。未来者率多裹足，已来者咸有戒心，商业凋残，华洋交困。且值此年关伊迩，正商人清理账务之时，若再展延，则房屋既失于前，账款又耗于后，摧残殆尽，祸有不堪设想。为此，商等一再集议，拟请仿照欧西市政办法，转恳两方政府，汉口、汉阳，东至长江，西至蔡甸，南至沌口，北至滠口，划作中立地点，不再开战。至保护治安，则由市自募巡警，妥为办理。俾在汉各商，得以安业，市面亦得流通，庶阳夏商民，或尚有一线生机。伏思大总理素以恤商爱民为怀，再不忍阳夏生灵再受涂炭之苦。特冒渎钧听，倘蒙俯念商艰，准如商等所请……（《临时政府公报第五号》）
支持辛亥革命的武汉商人，可以开列一个长长的英雄名单：蔡辅卿(同泰参燕药号)、李紫云(福康隆字号)，刘歆生(东方汇理银行)、徐荣廷(德厚荣字号)、宋炜臣(既济水电公司)、刘子敬(阜昌洋行)、韦紫封(应昌公司)、王琴南(公成匹头号)，孙涤甫(采章绸缎号)、万撝伯(万鹤龄药店)、吕逵先(典当商)……等等。他们每在国难当头便毁家纾难，慷慨解囊，表现出大仁大义，大智大勇。此后的抗日救亡中，汉口商界更有可歌可泣的卓越表现，值得这座城市永远铭记。
附录
汉口青帮头领刘玉堂
对于武汉商人的高风亮节我一直是充满敬意的，主持《黄鹤楼·城》周刊时多有追怀报道。余生也晚，无缘得见先贤，其后裔有幸认识的不多，接触较多的有刘玉堂的女儿刘四育，故对这位青帮首领支持辛亥革命的事迹有所了解。
刘玉堂是具有商人和会党双重身份的本土人，祖籍咸宁圆山刘家庄，出身于汉口一印染作坊家庭。据说当时流行之蜡染印花布，即为其父所始创。刘玉堂稍长遍游长江中下游，于漕运中洞彻社会各阶层内幕，为青帮“大”字辈大爷之一。后在清政府任侦探长，“身在曹营心在汉”。适革命党人组织日知会，由友人卢保山、王玉成介绍入会，曾暗中资助发行过当时之秘密刊物，如陈天华之《警世钟》、《猛回头》等。后来结识长沙日知会会长黄吉亭、圣公会胡兰亭会总及支持中国革命之美籍教会主教吴德施、孟良佐等，遂加入基督教福音会，历任基督教青年会及格非堂（今黄石路荣光堂）董事长。
刘玉堂为掩护革命，利用其会党领袖身份在汉口招商局对面河街开设了大方栈，作为各省革命党人之秘密招待所，并对革命党人食宿舟车多作资助。由于其特殊社会身份，清廷侦缉人员对他不能不有所忌惮。有时明知大方栈住有革命党人亦佯作不知。辛亥革命前夕，谭人凤、彭寿松由宋教仁介绍寓于大方栈，刘玉堂由彭介绍加入军警同盟会，并为之发展会员多人。共进会成立伊始，刘玉堂被委为第三镇副都督驻扎武汉，办理一切起义事宜，加强会党与新军之间的联系。举凡购买武器弹药等，皆不惜生命危险勇于承担。孙武设革命总机关于汉口旧俄租界宝善里14号，刘玉堂家亦住宝善里28号，当时任庶务，暗购枪弹炸药。10月9日，宝善里14号引起燃烧，刘玉堂当时在东孚药房购买毒药，药房工人报告消息，他急至宝善里由旁道探视，知机关业已暴露，即折归大方栈。适彭寿松拟访宝善里，亦折入大方栈与刘玉堂相遇，相对不言而泣。
起义时，刘玉堂在汉口维持商民秩序、保护洋商财产，后被委为长江陆路稽查长，盘查奸细，以辅官兵之不及。时满官张彪、铁良等指使间谍来汉暗探鄂军情形，为部下吴肖韩识破，刘玉堂即捕送暗探至军政府讯实正法，免除了后患。阳夏保卫战期间，所有民军文告尤其是招降文告，多由刘玉堂设法分送敌军后方。为促成长江下游响应革命，他还亲赴南京、扬州、镇江联络米占元、岳德安及徐怀孔等人士。
民国成立后，刘玉堂先后任驻沪鄂军交通事务处处长、汉口总稽查、副总统府参议及参谋部本部副官等职，曾亲自到湖南去提盐，解除了武汉市民战时之忧。后他弃官从商，经营汉口楼外楼大饭店及光明电影院(兰陵路中南剧场)。1937年不幸患青光眼，虽经普爱医院美籍著名眼科专家白大夫手术治疗，又至北京协和医院求诊，终因当时医疗水平所限，最后双目失明。武汉沦陷前，杜月笙惟恐刘玉堂为日寇利用，特来同仁里邀他一同赴美或香港作寓公。他以目废体衰、不堪远行为辞。武汉沦陷初期，日宪兵队长三天两头去巴黎街寓所，动员刘玉堂出任挂名侦缉队长，他不为威逼利诱所动。
1949年正月十五，刘玉堂因心脏病逝世于兰陵路中南剧场二楼住所内，享年73岁，安葬于武昌四眼井武汉大学门外之自营墓园中，墓碑上刻有“辛亥革命同志刘玉堂之墓”，碑后为扬铎所撰之生平事略。1952年，中南军政委员会在四眼井建中南贸易学校，家人只好将刘玉堂遗骸火化后携往上海，与其妻周文典骨灰同存放于上海静安寺路静安公墓内，十年浩劫期间骨灰不知下落。
2009年是刘玉堂的60冥寿，我与他的爱女、已届九十的刘四育在天声街其出租屋中见面。晚景凄凉的她常以追忆父亲和自己的逝水年华度日，向我展示了父亲及全家在庐山牯岭度假的照片，还有她的“辛亥革命志士后裔联谊会”的入会证明——那是她惟一的精神安慰。
52.《鄂州约法》倡开百年民主之风
辛亥革命的目的是“驱除鞑虏”，“创立民国”。前者是军事斗争，后者是政治建设。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当武之弛，文亦更张。阳夏保卫战的更大意义在于政治，军事上失利了，湖北军政府的政治行动还要相机进行，即以民主共和应对可能的君主立宪。
一般认为，被称为中国民主宪法蓝本的《鄂州约法》主要起草者之一是湖南桃源人宋教仁，他描绘了一个中国从未有过的“桃花源”。宋教仁是同盟会中对各国政治制度较有研究的人，他1911年10月来到武昌，认为“武昌起义在行动上已为全国倡，而根本大法也要争取作表率”，便着力于中华民国的法制建设。据说宋教仁与汤化龙于夜深人寂时，常对灯促膝长谈，“达二十余日”，商定起草了《鄂州约法》。一说“他在汤化龙家奋战几昼夜，终于草拟出《鄂州约法》七章六十条。经约法起草委员会居正、汤化龙、胡瑛、陶德琨等人审定后，湖北军政府于10月19日颁布了这部《约法》。”
对于上述两种说法，刘公孙女刘重喜和陶德琨孙子陶耀善都发表过看法，认为不是历史真实，即便如此《鄂州约法》产生的集体努力不容忽视。鄂军政府成立初期，据说有个革命党人为主体的谋略处。刘公10月12日到武昌后，即主持各项工作，不几天就组建了约法起草委员会，自任主席，成员有刘公、居正、胡瑛、王正廷、汤化龙、陶凤集、陶德琨七人，开展了立法起草工作。当时刘公与王正廷都住在离红楼不远的黄土坡陶德琨花园洋房，在他家开会数次，议决了约法的章程、条目、原则后，由刘公商请汤化龙主稿，编成了一部《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
《鄂州约法》早在11月初之前就“遍布在外”，向各界公示。1911年11月14日《中华民国公报》上的一篇文告写得很清楚：
总监察处关于议决的特别通告起义同人：刻在鄂州暂设政府机关，所拟鄂州临时约法草案及官制草案业经刷印成本，遍布在外。此项草案，现定于半月后即行议决执行。在此半月以前，无论何人，均得对于此草案或承认或不承认。如有意见，尽可逐条指摘评论，录送总监察处，由监察长取决多数，以划定规，而昭合议制度。此告。黄帝纪元四千六百有九年九月念四日抱冰堂下军政府总监察处启
《辛亥武昌首义史》“大事略表”中也写道：“本月（10月）武昌军政府公布《鄂州约法》。”既然《鄂州约法》10月份就已产生，10月28日下午才同黄兴一起到武汉的宋教仁，不可能白手起家“奋战几昼夜”，更不可能与人商谈“达二十余日”。公允地说，宋教仁可能最后拍板约法的制定，起了重要作用。但不能就此抹杀刘公、陶德琨、汤化龙等人的前期起草之功，更不能说明湖北军政府只注重军事斗争而忽略法制建设。
还在11月9日湘军第二协抵达武汉时，黎元洪就以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名义通电各省，请他们派全权代表到武昌参与组织临时政府，使光复各省有一个共同的指挥机构。不久，黎元洪又通电独立各省，以电报推举中央临时政府各部政务官，尽快组织中央临时政府，统一全国军权，一举推翻满清政府。自11日起，已经起义的各省陆续给黎元洪复电，赞成湖北意见。20日，上海各省代表会议承认武昌为中央军政府，黎元洪为执行中央军政府任务之大都督，武汉在近现代史上第一次成立临时中央。
11月23日，汉阳战斗吃紧时，湖北代表居正、陶凤集到上海，请各代表赴鄂组织临时政府。一时应召而来的有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安徽、湖南、广西、四川、直隶、河南、湖北的代表。汉阳失守后，武昌处在炮火威胁下，汉口在虎威之下变得最安全。这些代表水陆两路到了汉口也不必过江过河，故假英国租界之顺昌洋行为代表会所。11月30日，各省代表开第一次会议，推谭人凤为议长，由雷奋、马君武、王正廷起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2月3日，各省代表公布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即《鄂州约法》。
因此，《鄂州约法》虽然是南京中央政府成立前的一个地区性法规，却具有国家约法的意义，称得上中国现代第一法；它具有全国意义，一颁布即为江西等省仿而效之，对这些省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对《鄂州约法》卓有研究的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邱远猷指出：《鄂州约法》是辛亥革命运动高涨的产物，是中国资产阶级拟定的第一个具有宪法性质的地区性重要文件。它以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论为理论基础，突出地强调了人民的各种权利义务，仿照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原则，设计了都督和政务委员会、议会和法司的权限与相互关系，试图建立有效的制衡机制，以防止独裁专制。它的出现，既否定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也摒弃了君主立宪制度，宣告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死亡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诞生。
《鄂州约法》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带有宪法性质的重要文件，这在中国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过去，同盟会只是通过《军政府宣言》、《略地规则》等勾画出了共和国的笼统图案。而《鄂州约法》，则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宣示了民主制共和的具体内涵。《鄂州约法》共七章六十条，宣布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论、集会、结社、信教、居住、保有财产、自由营业等权利；有人身、住宅不受侵犯，非依法律不得逮捕、不得搜索的权利；人民享有任官、考试、选举及被选举之权利。又规定人民有纳税、当兵之义务。它的出现宣告了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皇权专制制度的破灭。其后在汉口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即以这个约法为依据。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的临时约法，就是在《鄂州约法》的基础上加以扩大的。
湖北军政府还颁行了一系列具有创建性的政策、法令、法规。如：1.保护实业。军政府发布《保存实业告示》，“无论军民人等，不准破坏侵占。”武汉三镇中的丝、麻、纱、布四局，造纸厂、工艺传习所、蚕种制造所等，以及各县的银、铜、铁、煤、硫磺等矿物，均受到保护；2.废除苛捐杂税。对于不法之徒，不肖官吏，敢于借端勒索者，要“严行究办，决不姑宽”；3.实行低薪制。决定自都督以下，不论官职高低，一律月薪20元，班长12元、士兵10元；4.扶植商、农。“搅乱商务者斩”，“维护商务者赏”，扼制乱罚款、乱收费的现象。对农民实行“本年下忙于漕概行蠲免”以及“本年以前积欠丁漕，概行蠲免”；5.改革司法。依照法律审判民事诉讼及刑事诉讼，实行公开审判，免除了清末诉讼黑暗的弊端。这些政策法规的实施，对破除专制统治、促进民主建设、发展民族经济起了积极作用。
冯天瑜将在他的修订本《辛亥首义史》一书中，对《鄂州约法》的产生作更客观的叙述。他认为，应该说宋教仁参与了起草或最后拍板，为约法的制定起了重要作用。但不能就此抹杀其他革命党人的作用，更不能说明湖北军政府只注重军事斗争而忽略法制建设。
从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始，中国的宪政走过百年。1911年的《鄂州约法》第一次把“人民”的民主权利提到应有的高度，此后百年，这一高度并没有实现，并时遭践踏。湖北军政府在辛亥革命中作出的政治贡献，为中国的民主建设和共和制度奠定了基础，值得后人永远为这些智者们心存感激。
53.复制大印认可南北议和
“两军相遇勇者胜”之说并非绝对真理。诚如袁世凯所分析的，两军势力如此悬殊，黄兴不求整军自保，反而自投罗网；不运筹帷幄把握军机，反而轻举妄动。不仅损兵折将，最后将汉阳拱手相让，这实在是黄兴不肯服输的性格悲剧。也有人为黄兴鸣不平，罗良斌1961年写道：“九月九日黄克强先生莅临武昌，组织战时司令部。本队隶属该部指挥。嗣后琴断口、蔡甸，以及反攻汉口诸役，无不参加。同时黄总之逆转，实乃大势所必致，当时国内部分人士，竟因此而不谅于克强先生者，予不禁代先生愤抱不平，且迄今犹想象其当年之大将风度也。”
其实，从“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武昌首义后去攻打汉口本来就很勉强，但民军当时气势很盛，情有可原；经过汉口较量失败后，民军还要去主动开战，以羊投虎，在同一个地方两次跌倒，就有点不自量力了。
和平的愿望早就是有的，不过要以建立共和为原则。10月20日，武昌军政府就以全鄂人民的名义给袁世凯发过一封信，最后说，如果袁世凯能够顺应民意，那么——“汉族之华盛顿，惟阁下之是望。嗟乎！阁下非汉人乎？一身祸福，系之毫芒；千古勋名，争在顷刻。时乎时乎不再来，幸阁下三思之！”
11月2日阅马厂黄兴拜将之前，袁世凯也派黄陂人刘承恩来找老乡黎元洪洽谈南北议和。刘承恩说，经袁项城向朝廷一再申述，朝廷已在九月初九，就是十天前连下四道圣谕。……项城得到这四道圣谕，就有了处置湖北事态的主张。项城交代四项议和纲要：其一、由满清皇帝下罪己之诏；其二、皇帝宣布实行立宪政体；其三、满清政府宣布今后不再禁止建立党派；其四、满人皇族不问国政。项城这新四项又远较朝廷四道上谕更满足你们革命党人，实行这四项则君主立宪的梦想马上实现。皇帝虽然还在，实质已经和共和没有差别。以这四项为基础实行议和，则你们实行共和之志愿得到实现，而国家战祸得止，民众涂炭得解。何乐而不为之！这席话是有些道理的，关键还是国体问题，当时可能黎元洪当不了家，知道革命党人绝不会同意此议，只给袁世凯去了一封回信，以施缓兵之计。
11月10日，袁世凯又派蔡廷干、刘承恩带亲笔信来武昌劝和息兵。这天，外国驻汉口领事团和议后，也委托英国领事葛福过江来斡旋,以余日章为翻译。袁世凯一再派人去武昌议和，湖北军政府没有接受他投来的橄榄枝，这叫袁世凯面子上有些挂不住。他不禁冷笑，要想革命党人放下枪杆坐到谈判桌上来，必须给他们一个教训，教训的办法就是把汉阳拿过来，并且把造反军队消灭在汉阳，这就是所谓“不得汉阳，不足以夺革命之气；不失南京，不足以寒清廷之胆”。在孝感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袁世凯确定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直取汉阳，后来的战局进程证明了他的无往而不胜。
历代朝廷对付造反的办法都是剿抚交替，袁世凯见招抚不行必定要用征剿。湖北军政府既然回绝了袁世凯的议和，就必须立即回到战场上应对北洋军的进攻。本来可以议和的双方，由于各执己见而在阳夏兵戎相交，血流成河，浇灌着这片土壤上的“共和之花”。
清军在龟山上不断用大炮向武昌城内轰击。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武昌怎么办？当孙武下令移藩库储金于城外时，甘绩熙反对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城既守住，储金用不着迁。城如不守，迁它有何用处，反而影响人心，作为不守的准备。此言与“子孙不如我，留钱干什么？子孙超过我，留钱干什么”是一个道理。黎元洪亦极为惶恐，其左右如孙发绪、杜锡钧等建议，将都督府迁至葛店，并将现银搬运六十万两到阳逻兵舰上。黎深以为然，并早有放弃武昌之计划，暗派邝杰至葛店打前站，并嘱舰队派兵船一只，停泊葛店木鹅港附近，以备不虞。一举一动效仿登舰逃跑的瑞澂。
总得有人来收拾残局。黎元洪任命万廷献为战时总司令。万廷献的第四子万群曾撰文写道，其父在南京陆军中学当过总办，来到汉口正值刘家庙激战，带领学生开赴前线。汉阳失守之后，军政府召开会议。会上原清军标统杨开甲借机扬言黄兴贻误军机应处死刑，有人也随声附和，黄兴的处境非常危险。万廷献力排众议：阳夏之役，我军将士艰苦奋战，不怕牺牲之精神无可指责；黄兴本人是爱民族爱祖国之人，其战略亦无大误；如有错，则张景良等贪生怕死，指挥无方，以致战争遭受挫折，应由他们负责，黄兴无罪。黎元洪觉得有道理，于是派人送黄兴去南京，而以湖北鄂城人万廷献代理总司令之职，但万廷献断然拒任。
《共和元勋蒋翊武》中说到其中原委：“万刚从北京来，思想守旧，仍然蓄发留辫，不肯剪去，被黎任为顾问。因他形迹诡异，众疑其为汉奸，被张振武拿获，行将处决，为黎保释。及至任其为护理总司令，众论哗然，万闻信之下，亦知难不就。他对潘朕凡等人诉其苦衷说，昨夜要杀，今日公举，胜则无功之可言，败则显见汉奸，故不愿就者此也。又说，黄兴以数十年革命专家，尚不免如此结局，何况余乎？”
万廷献一天班没上就搭船去了上海，溜之乎也。天塌下来有长子顶着，湖南人蒋翊武没有知难而退，而是勇挑重担。于是，11月28日，湖北军政府部署如下：一、以蒋翊武护理总司令，设战时总司令部于洪山宝通寺；二、规定沿江防御区域，以专责成；由青山至大堤口为第一区；由大堤口至鲇鱼套为第二区；由鲇鱼套至金口为第三区；三、黄州鄂州两处，为武昌下游重镇。派黄楚楠、张济安率兵一标据守黄州、张其亚、陈伟率兵一营，驻扎鄂城；四、设兵站于防御线后方各处；五、海军须在阳逻附近游弋，掩护武昌。
蒋翊武这位两个月前被任职没履行的起义总司令终于当上了战时总司令，他临危受命，立刻召开军事会议，布置保卫武昌的庞大防御体系，显示出很高的指挥才能。当时，清军民军还在龟蛇二山和凤凰山上往还炮击，要准备打仗！蒋总司令官在为期不长的任上，先后自“十月初九日午前十时”至“十月十五日午后四时”发布了上十道命令和通知，可谓革命党人中最后最卓越的坚守者。有人说他：“时战事方殷，军情稍熸，公抚循战士，规复汉阳，雍容严毅，恒夜不解带。”
作为民军最后的战时总司令部，洪山宝通寺的辛亥革命历史文物的重要地位是应该重视的。它位于武昌宾阳门外十里许，一方面距清军大炮射程之外，一方面有着山林之遮蔽，再则寺内殿宇数十重，可以安置不少人马。还有一个妙处非常人所知，那就是后殿山巅有一座七级浮屠，登高及顶，朝西瞰远，可以望见汉口水塔乃至后湖。想必蒋翊武等经常登临洪山宝塔这个制高点，借助望远镜把三镇尽收眼底，观察得到清军的一举一动。这期间，据说湖南援军、九江援军到达武昌，蒋翊武还担任过“鄂豫湘桂联军总司令”。
12月1日早晨，蒋翊武护理总司令同参谋总长吴兆麟一起往青山、两望山巡视防线。至正午行抵大堤口，遥见城内火起。有老百姓由武胜门出城，说都督府起火。蒋吴二人即策马赶回城内。红楼正在焚烧，火光烛天。二人急往驻在两湖书院的军务部，询问孙武。孙武报告，都督出宾阳门到洪山去了。火是怎么起的，有人说中了炮弹，有人说是都督命人纵火，好借词逃走。蒋吴二人一同去宾阳门。看见市民纷纷出城逃难，城门拥挤不堪，妇女小孩挤死踩死不少，惨不忍睹。问何故惊慌如此，七嘴八舌地说：北兵来了！连都督也跑了，我们不跑，不是等死吗？蒋吴二人令守城兵妥为维持，即行关城。他们绕道通湘门至洪山，路上见许多士兵窜走。甘绩熙、李作栋、高尚志、蔡济民骑马赶到，大呼：同志们听着，九省的援军到了，武昌稳如泰山，都督在洪山总司令部，就回的。同志们，莫听谣言，莫中敌人诡计。赶快回防，否则军法从事！这时《大江报》及时编出号外，报贩连跑带叫：号外!号外！光复南京的号外！九省援军开到的号外！这些“号外”连出六次，是胡石庵为稳定民心而炮制的未遂新闻。
12月1日是最后一场战乱。清军轰击更加猛烈。《武汉战纪初稿》记：上午七时，敌人……遂以退管大炮数尊放列于汉阳，以集团炮火对准都督府，行猛烈射击，霰弹如雨，命中颇确，击毙卫兵及夫役数人，致阅马厂一带行人绝迹，府中办事职员，逃避几空。至午后一时，一弹着军装室，将衣物引燃，顿时火起。迩时，人心惶惧，施救无从，致将全府房屋焚毁殆半矣。那直接命中都督府的炮弹据说是蒋廷梓打的，他是日本士官学堂炮兵科毕业生，时任清军司令部炮队协领，用七生五的德国退管炮射了三个炮弹，就把武昌咨议局的房顶揭去。
红楼被炸时间据辛亥革命博物馆副研究员何广考证确为1911年12月1日，这天为英国皇太后诞辰。陆军大臣荫昌的副官丁士源记载：北洋军“于龟山旗杆上升中英两国国旗，奏中英两国国乐，并放礼炮二十一发。……翌晨六时，蒋立即实行。八时，英总领事葛福来向丁抗议，并谓咨议局已受弹两发毁去，蛇山之炮位两尊亦被毁；武昌避难之人，到汉口租界已数千人，黎率部下向武昌城外五十里洪山庙内停驻。”丁士源解释为“误中”。
再说蒋翊武回到宝通寺司令部，写了一封痛哭流涕的信，派参谋甘绩熙、谢鸿涛及顾问吴兆鲤三员乘马速往葛店，要找回黎元洪，以稳定人心。甘绩熙等人赶到王家店天已黑了，总算追上了黎都督。其他文章中写到还有另外的人在追找黎都督，他一旦成了关注的焦点，躲都躲不脱。一种说法：12月2日，范腾霄一直追到刘家祠堂。当时黎元洪身着灰色长呢袍，神色畏缩不安，正在吃糯米饼。还有个外国人也找来了，苏古敦曾写道：“作者看到他时，正好是在汉阳陷落后。当时他住在武昌后面寺院里一个极不舒适的房间里，地方狭窄，也许只有9平方英尺，我们不得不坐在床上。”时任都督府参谋万耀煌也被认为是“追黎大有功”，他在台湾时撰文回顾在王家店面见黎都督的经过，并记述了停战时刻：都督在第二天早晨也转回来了。他先到刘家祠堂停住一天就回到武昌，将昙华林省立第二中学作为临时都督府。
王家店是最后要提及的一个辛亥革命相关地名。现在很多人不清楚它在何方，但要说到石门峰公墓大家就知道了，每年清明城里人都要去那里扫墓祭祖。王家店就在附近，当时的一介荒村西离武昌60里，东距葛店还有30里，“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黎元洪绝没有想到，就在他仓促离城厕身乡野真武观庙的时候，武昌城里发生了对他非常有利的变化。
其时，和平的脚步仍在悄悄走近。丁格尔《中国革命目击记》中写道：“十一月底，黎元洪曾私下派人拜访我，要我作为上海《大陆报》的一名代表，把包含黎元洪心愿的下列声明公布于世：敝人窃望停战，俾联络共和各省，确定继续交战或与立宪人士协商调解事宜。敝人始终期望了结自相残杀、流血痛苦、毁坏财产之局面，以免招致列强干涉。为此，特声明愿作出任何让步，以确保停止残杀。窃以为应由共和党人与朝廷双方宣布休战，使双方代表得以洽谈。”
适可而止，见好就收，这是兵家的一句老话。袁世凯用炮弹发言把鄂军政府炸个胆战心惊之后，马上暗中要求英国公使朱尔典电谕驻汉领事作调停。12月1日黄昏，在汉外交使团轮值团长、万国商会会长英国人盘恩从汉口到武昌，孙发绪把他带到洪山民军司令部。参谋长吴兆麟等与之接洽，也有人说是由孙武出面商谈。
盘恩说，我们领事见武昌天天受炮火威胁，百姓惶恐万分，故此联合各国领事与清军商议，暂且停战三日。清军业表同情，因此我特来武昌面谒黎都督，请他认可。将我带来的公文盖印，然后送至清军盖印，双方即可停战。吴兆麟善于应对，知道都督印被黎元洪带走了，一时半刻找不回，就用缓兵之计：阁下要见黎都督，现在城内的军政府中炮起火，所以迁到城外刘氏祠堂办公，刘氏祠堂距此还有十几里路，请阁下今夜暂且在此休息，我们派人取来印盖了便是。盘恩也得回去交差，只有如此。于是吴兆麟一面嘱咐办饭款待盘恩，一面电告军务部孙武，请速觅刻字匠将都督印章照样摹刻一颗。据说孙武立刻找到李白贞。这黄陂人李白贞多才多艺，是武汉近代摄影界的鼻祖，印也刻得不错，“中华民国大都督之印”是他做的。为了刻制印章他颇费琢磨，在刨削印章木柄时不慎将拇指戳破，血染木柄。在场的刘公说，此乃大吉大兆也。于是李白贞就将木柄全部刷上红色油漆，以示血不白流，义举必成。听到孙武吩咐，李白贞哈哈大笑，糊弄洋人，我有办法。反正这印只用一次，我去找一块肥皂，十分钟就可刻好都督大印。还有一种说法，军政府的高楚观是善刻之人，吴兆麟马上要孙武把他找来。一个小时后大印就刻好了。不管是哪个刻的，约两个小时后，盘恩在洪山宝通寺已用饭毕，吴兆麟即同他回至军务部，由孙武盖上那颗“大印”。盘恩收拾公文，连夜从武昌两望渡口过江回去了。
事情似乎就这么简单，一颗大印就解决了问题。
其实这期间军政府与各领事间往还频繁。11月11日袁世凯第一次派代表刘承恩、蔡廷干，携带致黎元洪的书信与驻汉英领戈飞的介绍信到武昌湖北军政府谈判；11月14日与15日，由俄领敖康夫撮合，双方又在俄领馆谈判；22日敖康夫又主动提议：清军退往滠口，民军不得拦阻，并不得过河。双方先罢兵，后谈判。汉阳陷落的当天上午，军政府即由外交次长王正廷“访晤美总领事”；英总领事往访黎元洪，探询其意向；29日，黎元洪又派特使往英国总领事馆；12月1日戈飞派英人盘恩持停战条件渡江，当夜就在停战条款上加盖都督的大印，并由戈飞以“见证人”资格签字。这样，在戈飞的撮合下，第一次停战协议宣告达成。
蒋翊武总司令发出命令，自12月2日8时起，一律实行停战。他还写了一封信连同停战条文，派吴兆鲤送往王家店。“时黎都督已睡熟，萧慕何进去代为报告，黎都督喜极，一跃而起，说明早即动身，至刘氏祠堂再作道理。12月2日10时，吴兆麟派马队标统王祥发率马队一队，到王家店迎黎都督。选定城内昙华林高等小学堂旧址为军政府，并由黎都督发出布告，晓谕人民。”有资料说，红楼被炸后，黎都督出走。“黄陂逃去城无主，大局飘摇风和雨。”（谭人凤《石叟牌词》）武昌当时并非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湖北军政府选定昙华林高等小学堂为新都督府，在那里召开紧急会议，公推刘公暂代都督之职维持大局，以总监察的名义督率军队，组织奋勇军竭力守卫武昌，并广布安民告示。还有的资料说，都督府移到了司门口旧藩台衙门。
此后又由戈飞调停，双方延长停战三日。当时各省代表正在汉口英租界一个洋行里开代表会，经过朱尔典的居间撮合、戈飞的疏通奔走，代表会公认湖北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同意了袁世凯所提各省停战条件，作出决定“从12月9日起停战十五日”。一场军事斗争因外国人的调停而至最后无限期停战。几乎同时，章太炎在给谭人凤复电中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认为革命党人的历史使命就应该结束了，终结清廷的使命最终要由政治斗争来完成。
南北直接和谈的地点先是定在汉口，独立各省代表已有部分在汉阳陷落前就已陆续抵达。可是南京攻克后有人提出，武汉连失两镇，且兵临城下，在这里议和显然已不合适，不如把开会地点改至南京，并在那里建都更为有利。袁世凯的心愿原来是在汉口与黎元洪议和，委派全权代表唐绍仪也于12月上旬率团从北京启程前往汉口，见南方改变会址遂转赴上海。
这一次南北议和意味着武昌首义的结束，国事转入另一拨内乱，纷争不断。孙文就任中华民主共和国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任副总统，消息传来，武汉张灯结彩，万民欢腾。因袁世凯未当上总统，清军鼓噪请缨进攻武昌。清军龟山炮台向武昌城内连发数炮，致铜币局、粮道街中弹起火，死伤许多百姓，城内大乱，居民又一次拥出城门。清军还上街示威游行：“打倒南京政府！”“打倒民军总统！”民国元年2月12日，辛亥年腊月二十五，清帝退位。没过几天就是壬子年春节，万象更新。特别那些参战军人，“逢人称首义，无兵不元勋。”春节放假，欢宴痛饮，骄兵悍将，个个英雄。
我们要记住1911年的12月1日，这是包括阳夏保卫战在内的武昌首义结束之日。还要同时记住的是，这一天，外蒙古王公策动武装叛乱，发表宣言，宣布独立，得到沙俄的全力支持。就在我们“鲁难未已”之际，无暇顾及的北方中国正将失去大片领土。
54.为清廷尽瘁的军政要员们
武昌首义和阳夏保卫战期间，关内各地纷纷起义、相继独立。然而也有甘肃、河南、直隶、山东等省效忠满清。明亡之时，史家多感慨“礼崩乐坏”。清亡以后，仍然有人感叹“今不如昔”。从武昌首义到清帝退位，其间不过短短一百二十六天。京城有人浩叹：“自来亡国无如是之速者。”后来做了遗老的易顺鼎也感慨，前明之亡“有声有色，如荼而如火”，前清之亡则“无声无色，如土如尘”。感到似乎过于平淡，不免有些惋惜。一个朝代的灭亡，是有它情感上的余波的。如投湖殉清的王国维、坚持留辫的辜鸿铭，还有康有为、严复等等，晚年都成了保皇党。及至改朝换代，遗老遗少会无限怀念，其他人则更多的是反思，所谓“人之将亡，其言也善”。1920年，民国已经成立多年，仍有湘潭人罗正钧，搜采一时臣僚之殉清以死者，得百数十人，成《辛亥殉节录》六卷以寄怀。认为“一旦国亡主辱，举朝晏然，而各行省大吏无有一人亢扞国难者，相率逃往而不以为耻……”
终结清朝的最后一幕发生在武昌首义，既有革命党人为主的同盟者作演员，也有为清廷在湖北的执政者为角色，这样的舞台才显得多彩多姿，也会有台前幕后的佳话供人谈资，这是全景式解读武昌首义的必须。
蔡寄鸥《四十年闻见录》以一首道情曲这样嘲讽辛亥革命的“功臣”张之洞：“笑，笑，笑，笑那孤忠自矢的老香涛，把满清的铁桶江山断送了。你为甚废绿营多把汉兵招；你为甚办铁场多把洋枪造；你为甚停科举打破读书牢；你为甚兴学堂聘请洋人教？只弄得晨钟暮鼓连城动，美雨欧风匝地高。种下革命根苗。”
武昌首义爆发在张之洞离开湖广两年之后。1909年宣统立而香帅终,“圣恩高厚，感激悚惶。”张之洞为那个效忠的皇帝殉节了。大清国彻底一蹶不振，而湖广总督是一代不如一代。从张之洞至瑞澂已历五任总督，这样走马灯似地换人说明湖北的重要抑或清廷的不放心。坐镇武昌的湖广军政要员们与这座城市有着分割不开的关联。
张之洞不愧为晚清重臣，这位封疆大吏强力治理湖北近二十年，经济上突飞猛进，政治专制也空前“成功”，镇压手段可谓游刃有余。1900年的庚子自立军起义，号称十万之众被他轻舒猿臂化于无形；1904年的科学补习所和1906年的日知会，都被他一一破获，扼杀于发难之未萌。1907年，张大人赴京任职之前，还亲自主持打开通湘门，以方便出入火车站。后张彪的部队修通了通湘门至宝通寺的官道；并新造武昌模范监狱，以关押更多叛逆满清的党人和不安定分子。
“北呼万岁天下定，南皮一老古来稀。”这是张之洞七十大寿时梁鼎芬在两湖书院贴出的对联。张之洞在湖广期间也留下十几处楹联，最为人知的是他为奥略楼所写的对联，表露出他对治鄂政绩的自我肯定:“昔贤整顿乾坤缔造皆从江汉起；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亚欧遥。”辛亥年正月初一，蒋翊武、刘复基等一帮党人在此聚会时目睹此联颇受启发：“由今思之，似为辛亥武汉之役作谶应也。”（王葆心《续汉口丛谈》）
总之，张南皮是个好老头。章太炎说，“之洞死二年，武昌兵起，诸吏寺解舍被焚，独奉之洞像者置之，然后知其遗泽深也。”民间有不少张之洞的传说，他兴居无节,号令无时。藩臬两司于上午谒见，常常赶上张大人神疲体倦之时，在门厅坐候动辄数小时。张之洞和袁世凯都是清末政局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有“南张北袁”之说。1902年袁世凯经汉口拜访张之洞，当谈得起劲时，张之洞却倚椅低头进入梦乡，使袁世凯颇为难堪。武汉人背地里说张之洞是猴子脱胎。一生有两怕，一怕剃头，二怕钻洞。生怕剃头师傅拿刀杀他，只有在睡着了以后才能给他剃头。每次从汉口坐火车去北京见皇上，火车到武胜关前他就下车步行翻过山去，决不钻洞，生怕洞塌被砸死了。故有民谣道：“张爷好，张爷坏，之字路，叫人拐；洞中怪，钻出来。”
张之洞“自官疆吏以来，惟在晋两年公事较简，此外无日不在荆天棘地之中”。他的为官之道精妙，非前任总督李鸿章及最后继任袁世凯可比。这两人背着“卖国贼”、“窃国大盗“的骂名而死，而张之洞也“双手沾满人民鲜血”，死后半个多世纪还被毛泽东念叨说中国的重工业不能忘了他。武汉早期现代化的成败得失与洋务运动后期巨擘张之洞干系甚深，人们为此盛赞他的功勋。但中国的事有时就是这样，人存事兴，人亡事衰。张之洞离鄂，武汉的工业开始凋敝，在全国的地位渐降，张氏本人有此预言，以后的历史进程也证实了这一点。其实，更由于政治变故，中国的民族企业都成为“断尾蜻蜓”，没有一家能像日本的佳友、三井、三菱那样历经百年而不衰。这是中国的切肤之痛。
张之洞是不想离开武汉的。光宣年间，清廷作了两次大的人事调动，一是把袁世凯调离京城，二是把张之洞调进京城，都有“拔钉子”、“掺沙子”的意味。1907年秋，张之洞迟迟不愿启程，面对不断来电“入赞中枢”的敦促，他对李鸿章等的复电中有语：“才具不胜，性情不宜……如果离鄂，两湖必乱。”这是一个天才的预言，说明他对湖广情势太了解了。
“鼎芬即小之洞，之洞即大鼎芬。”（梁启超语）梁鼎芬追随张之洞长达15年之久，是张之洞最得力的幕僚之一，更是张兴办学堂的主要执行者，“学堂林立，言学事惟鼎芬是任。”(《清史稿》)梁鼎芬协助张推行新政，创办近代军工、民用工业，时人称梁是张的“影子”。晚年，梁鼎芬焚烧平生诗文，并立遗嘱要求“勿留一字在世上”，但他的事迹还是留传世上，那就是其登峰造极的愚忠。1908年皇帝和太后先后死去，梁鼎芬“奔赴哭临，越日即行”，竟坐在地宫里要给光绪陪葬；后在光绪陵墓守陵三年，每天扛着锄头种树；出任废帝溥仪老师时，每日上“朝”一丝不苟。1919年梁鼎芬死后葬在崇陵附近的梁各庄，以常年陪侍光绪皇帝。如今崇陵环境优美，那梁鼎芬手植的18棵罗汉松，使人想到他的旧学深沁骨髓，“吾道一以贯之”。
如果不算有名无实的袁世凯、段芝贵等，瑞澂这位末任总督也着实有点倒霉，署理湖北不到一年时间，落得个毁我大清的罪名。他曾经在江西、江苏等省做过多年的按察使、布政使和巡抚一类官，也算百炼成钢了。1909年底被当作满人中的能员派来督鄂。曾新官上任三把火，显示“割弊剔蠹有能”；镇压群体事件也十分强硬，在吴一狗事件中对闹事群众加以镇慑，扬言对保路运动人士“格杀勿论”；并查封发表了“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时评的《大江报》，逮捕主编詹大悲等，酿成著名的“大江报案”。
民间传说瑞大人简直是个东北来的“土老冒”。其实瑞澂是十里洋场趟过的人，他任上海道时，结识过冒险家犹太人“地皮大王”哈同。当时本息总数高达近十亿万两的庚子赔款，都由上海道汇总交割外国人。哈同要他把交割时间尽量拖延，这中间的利息就成为“外快”，由哈同经营盘剥。至离开上海时瑞澂已在外国银行存下几百万两银子。他46岁时在江苏藩台任上丧偶，娶16岁的廖淑女克玉，何土之有？
蔡寄鸥曾写道，瑞澂在北京城中，与袁世凯同为四大恶少之一，他的父亲荣堂做过湖北藩台。作为阔少，他声色犬马，对武汉极其熟悉。有一次瑞澂征逐于汉口南城公所歌舞场中，与歌女童爱爱厮混，忽然汉口大流氓徐升夺门而入，对其加以毒打。瑞澂怀恨在心，立志要服官湖北，以报此仇。徐升时为稽查处长，在武穴捕杀柯玉山。瑞澂谕令冯启钧在后花楼万国春酒楼大张宴席犒赏徐升，派祝寿元将其父子擒获，在后城马路空坪斩决。
瑞澂本姓博尔济吉特，满洲正黄旗人。光绪皇帝的珍、瑾二妃是他的亲表妹；瑞澂的原配夫人是皇室载泽的妹妹，乃赫赫国戚。原钦命军咨大臣贝勒载涛1961年在《武昌革命之缘起》中写道：自陈夔龙调任北洋大臣，他骤升湖广总督。张之洞死后，瑞澂有恃无恐，仗着皇族内阁给他撑腰，胡作非为。他认为张彪、黎元洪等汉人都不可靠，蓄意将协、标统陆续更换，打乱了张之洞从前之经营，致使人心解体。其子国华毫无学识，公子哥儿而已，每值瑞澂参观军队学堂，随其到处招摇，身着陆军协统军服，立于人群之中，不知其为何种职务，平日依势骄横，可想而知。瑞澂轻视国家公器，纵子胡为，以致军队官长人人侧目。临事复张皇失措，听信陈得龙的鼓动，主动要将革命党人一网打尽，及事态扩大，竟以一逃了之。
据廖克玉说，瑞澂升任总督后，要求跟随的人很多，他尽可能有求必应，所以班子搞得很大。加上他有哮喘病，怕冷，冬天衙门里要配发电机，搞供暖设备，这开销就更大。当时衙门里的经费每月只有三千六百多元，而给师爷张梅生的月俸就是三百元，这点钱不够用，只好自己掏腰包。“在清王朝做大官会蚀本，这种事情对于现在的读者，尤其是读过《官场现形记》的读者来说是无法理解的，实际上这却完全可能。因为清朝的规矩，一切衙门开支都实行包干制，官吏的正式俸给少得可怜，可能连副轿子钱都不够。另外对于各地方官，每年另发一笔钱，叫作养廉费，数目相当可观，一个省的抚台可以拿到上百万。但是衙门里的一切开支，都要由自己负责，因此要发财必须刮地皮，而刮地皮的本领有大有小。瑞澂有鉴于他哥哥犯法、抄家、充军的前车之鉴，刮地皮比较保守，制台衙门的排场弄得那么大，亏本也就不奇怪了。”
《清史稿》认为：“辛亥革命乱机久伏，特以铁路国有为发端耳。宣怀实创斯议，遂为首恶。鄂变猝起，瑞澂遽弃城走。当国优柔，不能明正以法，各省督抚遂先后皆不顾，走者走，变者变，大势乃不可问矣。呜呼，如瑞者，谥以罪首，尚何辞哉！”
湖北军界的主要官员为统制张彪、副将衔补都司后游击黎元洪。中级军官有第二标统带铁忠、第六标统带曾广大、正参谋官蓝天蔚（时已调走）。由于湖北练兵较早，人材济济，各省在建立新军时，多向湖北调用军事干部。
第八镇统制张彪是亲兵（满洲名称叫戈什哈）头领，他是山西榆次人，从小丧父，家境十分贫寒，以推车运煤挣钱糊口。母亲亡故后，20岁投军。山西巡抚张之洞发现其办事踏实可靠，提拔为随身侍卫，视为心腹，连连擢拔。张之洞还以婢女妻之，故张彪有“丫姑爷”之绰号。1889年张之洞升任湖广总督，时值汉口水患成灾，张彪受委督修后湖大堤。工程顺利完成，水患根除。当地所称的“张公堤”，既含有对张之洞也应含有对张彪的尊敬。随后，张彪还负责监修武泰、武丰两闸，工程同样科学坚固。1897年，张彪受清政府委派赴日本考察军政、营阵以及枪炮诸事，军事才能大有增长。后在湖北创练鄂军，被清政府授予“壮勇巴图鲁”称号，升授湖广督标中军副将。1906年升任四川松潘镇总兵。1908年，南北两师在安徽太湖会操后，张彪被赏“奇穆钦巴图鲁”称号，补授湖北提督，总办湖北讲武学堂。有人说张彪贪婪成性，侵吞军费，数年间即腰缠百万贯，在大东门、保安门、文昌门都有房地产。1907年张之洞离鄂后，张彪失去管束，倒行逆施，曾引起士兵不满。“群将张彪殴辱，并杀其坐骑，全城汹涌，几酿大变。”
1911年，张彪任第八镇统制并兼统巡防营。武昌首义爆发，张彪率部下三千人坚守总督衙门，与变军巷战二日。之后率队先行夺得龟山炮台，重新占领汉阳。有人要为张彪讨还历史公道，认为革命党人发动的起义，乌合之众是不堪一击的。出于多年袍泽与同寅，张彪不甘于自相残杀，每与变军遭遇时，多未激烈交战，逼近对方即行退让。张彪虽是满清统制，然亦是大汉民族，实行自己人不打自己人。在同情革命党人的情况下，武昌首义得以取得胜利的确是十分侥幸的。张彪7次拒绝率领起义军反清，充分做到了一个军人统帅应有的忠君德行。
相形之下，副将衔补都司后游击即二十一混成协黎元洪的从军根基较深，是个历练成熟之人。黎元洪先是在广甲舰任大管轮，后调定远舰任驾驶。1894年9月17日，中日黄海大战，黎元洪跳海逃生，为飞鹰舰所救。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创建南洋自强军，精通外语和军学的黎元洪得到赏识，充作翻译，兼修狮子山幕府山炮台。张之洞回到湖北时，黎元洪先是担任护军马队管带，三次赴日本学习。湖北扩军时，升任常备军第三协协统，兼护陆军第十一镇统制，由于军费紧张，第十一镇缩编为第二十一混成协。黎元洪的儿子黎重光说：“那时候，在军队中普遍存在着克扣军饷、中饱私囊的情况，而我父亲所部军饷按期照发，并且还设立了一个被服厂，士兵被服也较整齐，不像其他部队破破烂烂，因此士兵对他有较好印象。”“故八镇士兵有悔不投效混成协之谣。”
对于武昌起义，后来一般舆论，皆以为革命迟早一定实现，但若不是瑞澂操切激变，尚不会发动如此之快。载涛这样的批判，与当时情况是符合的。据参加过清政府南北议和代表的冯耿光所述，根据封疆大臣弃城逃走处分的成案，摄政王载沣拟旨将瑞澂惩办，后改为革职戴罪立功。因未能及时重办瑞澂，为以后地方大员开了一条恶例，因之弃城逃走的屡见不鲜。若早把瑞澂治罪，情形或当不同。瑞澂把武昌失守责任全部推到张彪身上，实为自己开脱。载涛还曾写道，瑞澂发觉革命分子潜伏在军营中，即令缉拿，并获有名册，拟按名逮捕。张彪曾进言，可将名册当堂销毁，不追究既往，瑞澂未能采纳。一说督署参议官陈树屏也建议“仅治首要，余皆免究”。连满人都这样为张彪说话，把责任往瑞澂身上推，说明事实可能如此。
但事实上瑞澂并非没有委屈：“瑞澂责任疆圻，本应死殉，惟念牺牲此身，与城共亡，坐视鄂省蹂躏，虽死不瞑。不得已，忍耻蒙诟，退登楚豫兵轮，移往汉口江上，以期征调兵集，规复省城……”这是他在武昌首义后向清廷发出的最后表白。然大势已去，无力回天。瑞澂没有像很多满族包括汉族的官员那样自杀殉节，不过一年后即抑郁而死。虽然不一定列入《辛亥殉节录》，但直至现在仍有他的网上纪念馆。
这些活跃在湖北政治舞台的官员们生不逢时，最后被终结于清朝衰落夕阳残照之时，说明仅凭再多官员的节义，也是不能挽救一个腐朽王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