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纵之所以如此反复强调，其目的不言而喻，是为了让特务们绝对效忠于中国纳粹头领蒋介石。
听唐纵的报告，非常使特务们感兴趣的是，德国如何运用发达的科学技术来为特务们服务的问题，如秘密照相机，检查书信的紫光灯、电器窃听装置以及不伤皮肉只刺激神经的电刑器具、先进的痕迹学、指纹学等等不胜枚举。这对于当时一贯用土办法来对付共产党的特务们，听了这些“珍闻秘诀”，莫不如获至宝，更视唐纵高人一等。
一个共产党员被捕以后会不会叛变，唐纵教特务们如是进行观察：有的人遭受酷刑之后，进入牢房，一切泰然自若，连流着鲜血的伤口落满苍蝇都毫无知觉，只是两眼望牢房顶棚，目光仿佛穿透了棚顶，沉浸在深思之中，这样的人是不容易对付的。而有的人受刑回到牢房后，立即忙着护理伤口，找到较为舒适的地方躺下，或者把铺的稻草等垫得稍厚一点等等，看到这些就说明他还想活下去，那就让他受更厉害的刑，使他更加痛楚难耐；至于他想躺得更舒适一些，那就满足他的要求，软化他，或者让他的条件更恶劣来逼迫他屈服。总而言之，针对观察到的各种行为进行心理分析，然后想办法威胁利诱，迫使“犯人”就范。
为了骗取被捕后历经严刑拷打仍坚强不屈的革命人士的口供，唐纵向特务们教授一种叫做“苦肉计”的方法。他挑选精干的特务，装扮成被捕的革命者，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遍体“鳞伤”，一副饱受折磨的样子。这种“犯人”往往在深更半夜一下被推入囚禁革命者的牢房，进去后倒地呻吟不已。难友们往往出于同情会马上照看这位新来的“同志”，可是他往往还故意装作不肯轻信的样子。等时隔数日后，才逐渐戒备，十分神秘地暗地告诉革命者一些所谓“革命的机密”，以显示他是案情严重的要犯，骗取革命者的信任。
在这几天或者更长的时间内，牢房中的人如果不注意，在谈话中泄露了情况，或者被他观察到什么，便被这个“要犯”牢记在心头，在他被“提审”的时候向主人汇报。这种绝招比专靠严刑拷打更要狠毒，的确使一些“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坚强人士上当受骗。
唐纵远渡重洋去德国镀金，终于没有枉费蒋介石的“栽培”。
1938年8月，原由陈立夫任局长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正式改组。原负责调查社会问题和党务谍报的第一处和负责邮政检查的第三处，合并为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局。而原负责军事调查和军事情报的第二处，也就是戴笠主持的特务处，则扩展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前者简称为“中统局”，后者简称为“军统局”。军统局局长由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兼任，副局长由已晋升为少将军衔、负实际责任的戴笠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