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岁那年，部领导让我进入苏欧司领导班子，协助副司长刘广志同志处理对苏联事务。1年半过后，他去驻苏联使馆任公使衔参赞，我接任其职。上任当天，另一位司领导陆济新同志问我：建国之初，咱们司由哪一位领导掌管对苏联事务？我答：伍修权同志，他当年在著名的遵义会议上，为毛泽东同志等人与国际共运代表李德当过翻译。这位长我九岁的前辈语重心长地说：“景贤同志，你肩上这副担子好重啊！”
53岁那年，我出任驻俄罗斯使馆公使。我到莫斯科当天深夜，时任驻俄大使王荩卿同志拉着我的手，脸上闪着信任与期许，轻声说：“使馆这一大摊子，全拜托给你了，我当甩手掌柜！”之后，则微带怒气说：“我向部里要你，都快一年了，可你就是不来，想去乌克兰当什么大使！基辅（使馆）那里才七八条枪，我这里则管着两三百号人，你说一说，这个天地有多大！”从一年前他要我去当公使的时候起，我内心一直就很明白，这位老领导是在有意给我这个后辈压担子——我国驻外数一数二的大馆担子。我在公使任上工作虽不到半年，但得到的锻炼机会，比在某些地方工作几年还要多。
62岁那年，我从国外调回，办了退休手续。退休之后，由我和夫人王佩蒂同志、俄语界后起之秀朴扬帆女士合著的《伏尔加风韵·俄罗斯》，作为“外交官带你看世界”丛书中的一本，由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香港万里书屋分别在上海、香港出版。俄罗斯是一本“大书”，我“读”它，已经读了好几十年，至今仍不怎么读得懂，因而写它，绝非我个人能力之所及。俄罗斯的厚重与宽阔，我们三人这一小点儿笔墨，岂能承载其亿万分之一二？只是在数十位前辈、领导、老师、朋友的热情鼓励、指点、支持和帮助下，我们才鼓起勇气，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主要写一写自己的亲历亲闻，加上少许所感所悟，编一本小册子。
以上所列的，是我人生几个关键节点。我常常思索：如果不是遇上全国解放，如果不到北京俄语学院学习，如果不在翻译处俄文组起步，如果不参与一件件对苏联—俄罗斯方向的工作……我会是什么样的我？如果说自己一生做过一点儿对社会有益工作的话，那么，起作用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中，何谓主？何谓次？在台湾散文大家林清玄先生家中堂室一副对联中，我找到了颇为贴切的答案：来是偶然，走是必然。据说这是句禅语，它正好道出“你我他”般平凡人生，一个“个体的人”，实在微不足道，在世时与将要西去，都一定得轻看、虚看自己。有一次，我国一位著名演员、导演谈起在国内曾有较高知名度的妻子时，说出这样一句令人感触颇深的话：“对她，我总是仰视的！”是啊，对人，要善于仰望；对己，要惯于让人俯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