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夏天，中央电视台《记录片之窗》节目组又来到武汉，采访了我到《知音》之后的一些经历。从社长、总编到主任和同事，每个人对我的评价都不错。后来，我在电视中，看到胡勋璧社长说出了当初录用我的情况。他说：“其实当初杂志社决定破例录用小赵的时候，也是有些犹豫的，毕竟我们杂志社从来没有录用过没有文凭的编辑。但是，我们看到她曾写过那么多的纪实文章，又是我们的得力作者，就想给她一个机会，看她能不能胜任编辑的工作。小赵很能吃苦，也很勤奋，这两年，进步很大，也给了我们不拘一格求人才的信心。以后我们要是再招聘员工，可能会更注重应聘者的生活阅历……”
在后来的很多场合，胡总都对我的成绩给予了肯定。有一次，时任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的彭珮云女士前来《知音》视察，社领导还特意向彭主席介绍了我，彭主席亲切地鼓励我好好工作，再创佳绩。那一刻，心里的激动和温暖无与伦比。
其实，我心里更多的是感激，如果不是《知音》给我机会，再有才华，也无法施展。要想成功，天赋、勤奋和机遇，是缺一不可的。
随后的采访接踵而来。电视台、报纸、杂志纷纷出动。人们对一个小学毕业的采石女、打工妹能在全国知名的《知音》杂志社做编辑、记者，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因为人物身份和职业的反差太大了，人们想知道，我究竟经过如何努力，才获得今天的成功的。于是，《打工妹成为著名杂志社编辑记者》、《“小学生编辑”的奋斗之路》、《我变天鹅这九年》、《天地一漂萍》、《从采石女到名刊编辑》等标题的文章此起彼伏。每天，我都会接到数十封来信，有打工姐妹写来的，有大中学生写来的，有为人父母者写来的，还有是高墙囚子写来的。还有两封信，居然是美国写来的。原来，他们是看了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对我节目的转播。所有的信，几乎无一例外表达了对我挑战命运的钦佩和崇敬。
其中，有封信是位武汉留学生写给我的，他说看到在自己的家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十分兴奋，他把信写给了他的父母，然后又让父母给我转寄了过来。这位留美学生在信中说：“虽然我是个留学生，比你的文凭高了许多倍，但我还是觉得不如你，你在逆境中拼搏向上的精神是我所没有的，你的吃苦耐劳、积极乐观的精神是我没有的。我很难想象，如果我出身在你那样的家庭，那样的身世，我会怎样度过一生……”
在所有来信中，最令我触动，并一直保持着联系的，是东北铁岭市某监狱一个叫刘树涛的年轻死缓犯人。当他在电视上看到我的故事后，立即给我写信。他说他在犯案前，也是个文学爱好者，经常写点短文，往当地的报社投稿。有一次，他因为哥们意气，帮人打架，失手将人砍死，年轻的人生从此被颠覆。身陷囹圄的他非常绝望，希望我能帮他走出心灵泥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