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唐朝社会最常见的债务保障制度为保人制度，唐朝法律规定保人为负连带责任的契约附署人，保人作为第三方，提供瑕疵担保，增加了债权实现的可靠性，保人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借贷契约的进步，是唐朝的一大特色。在借贷债权债务关系中，如果债务人死亡或逃亡，那么有借贷契约中署名的担保人代为清偿债务。这种巨大的风险加重了担保人的负担，同时也要求只有有偿还能力的第三人才能做担保人。
还有一种担保制度，叫做质的担保。是指债务人将动产移交给债权人占有作为其债的担保，如果债务人不履行其到期债务，那么债权人有权将债务人的动产折价拍卖或者进行变卖，拍卖或变卖的价款债权人有优先受偿的权利。除了以上借贷债权保障措施以外，唐代还存在恩赦免除担保、支付违约金、负债不偿的刑事惩罚等债权保障措施。
唐律可以说是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立法建制达到很高的水平，唐代借贷契约法律制度详实、完备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推动了债法的发展，影响深远，对于当今社会债权体系的发展与完善具有借鉴意义。
唐代高利贷之风盛行，尽管唐政府对于民间经济流转的管理相对开放，但随着这种现象的逐渐加剧势必会影响社会经济的稳定，严重干扰民间融资以及国家财政赋税。为此官法制定了相关的规定限制了借贷利息的最高限额，但是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规避行为给监管带来了难度。正是因为高利贷的现象屡禁不止，致使皇帝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国家作为债权关系的特殊主体以诏令的方式化解。
这种来自民间底层的危险，针对债务放免实行“恩赦”政策。就算最终债权债务关系未能顺利落实，或在履行过程中出现其他争议事项致使借贷双方私下不能和解，官府出面亦能成为解决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也给私契自治留下了空白空间。基于此，民契可以无视官法，也可以有意的规避乃至违反官法，包括律令中的一般规定，也包括皇帝的恩赦令。
“乡法”在唐代的民间生活中已经视为一种潜在的社会规则，甚至在借贷活动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唐政府对民间举贷行为，虽然对私契订立采取不干涉的态度，只是当契约以乡里惯例为后盾，而该乡法违背法律规定，如违法积利、契外掣夺等，照样还是“官为理”的。
这就体现出乡法与官法之间的冲突抗衡。然而，这种情况在实践中并不常见，在百姓的观念中私契与官法是对立排斥关系，更多的情况是借贷主体想要凭借政府尊重私契的宣示，抗拒国家法律。民间法与国家法不同，天然上不具备强力的惩治措施，但其在道德和社会层面依据习惯被广泛的生活群体所认可，故其对于人们的心理有一定约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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