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县委书记能把三级所有制、按劳分配、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说清楚。这个例子对他触动很大，所以他反复强调要开办训练班，对干部进行教育。
毛泽东指出：
我们搞民主革命是有精神准备、舆论准备的。我们对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的精神准备、舆论准备是非常不够的，对社会主义如何搞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何搞法，缺乏研究。
毛泽东到达杭州时，浙江调查组已经做了一个星期的调查。
1961年2月6日，田家英在杭州刘庄向毛泽东汇报两个队的调查情况。在场的还有当时浙江省委的江华、霍士廉，林乎加、李丰平和薛驹等。
田家英着重谈和合生产队的情况，从历史到现状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并阐述了“五风”带来的危害，尤其是和合生产队位于杭嘉湖平原，属富庶的鱼米之乡，水稻亩产由通常的600多斤，到1960年减至291斤，而上报亩产达2400多斤。
这些数字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的心，他静静地听着，深深地吸着烟，边听边思索。
1961年2月8日，毛泽东再次与浙江省委负责人谈话，除江华、林乎加之外，还有薛驹和田家英参加。薛驹当时任浙江省委副秘书长，自始至终参加了浙江调查。
毛泽东开头就问：“有没有希望？整好社，去掉‘五风’，能不能达到你们的指标？落后的地方要找到落后的原因，是天灾，是人祸？嘉兴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产量只有291斤，主要是‘五风’瞎指挥，要去掉这些因素，恢复大概要两三年。”
毛泽东又问：“退赔，有没有决心？”
林乎加答：“决心退赔，破产退赔，哪一级决定的，哪一级负责。”
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谁决定的，谁负责赔。问题是中央、省、地、县有没有决心。单是中央和省有决心还不行，地、县没有决心就搞不好。地、县有了决心，即使有些公社、生产队没有搞好，也是时间问题。要使他们真正懂得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等价交换，不能剥夺农民。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