级异己分子家属，自然就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了。
好在他母亲在新中国成立时还差几天年满18周岁，因而还够不上历史反革命。所以没有被关进监狱，而是交给人民群众监督劳动、批倒、批臭。
第一批知识分子下放，首选就是明摆着的“阶级敌人”。他母亲自然难逃厄运，首批下放在郊区罗店人民公社、石桥大队、第二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曾经拿手术刀的女人，现在拿锄头种地也是够难为人家的。好在运气不错。那年，公社卫生院院长的儿子在河边玩耍，不慎掉进河里喝了满肚子的河水，人已经晕死过去停止了呼吸。
碰巧他母亲挑着半担大粪、歪歪斜斜地打此路过。她急忙采取倒挂金钟、人工呼吸等方式急救，总算把那小孩救转过来。也许为了答谢儿子的救命之恩，也许卫生院正缺有真才实学的医务工作者。院长好说歹说地求着公社革委会主任，才把她调到了公社卫生院。
正好遇上大量培养“赤脚医生”时代，她在卫生院当起了培养“赤脚医生”辅导老师职责。
林云母亲刚调进公社卫生院那会儿，林云初中还没毕业。好在地处近郊，每天要来回走10多公里，才能解决上学问题。
初中毕业后，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他也被安排在罗店人民公社、石桥大队、第五生产小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按当时农村劳动分配制度，是采用记分制。也就是一个强壮的男劳力每出工一天记上10工分，其他次劳动力和女劳动力出工一天记上8工分、6工分不等。
然后，根据年总收入的金额和总工分来计算分摊每工分多少钱。一般近郊菜农强劳动力，每天只能分到8毛钱左右。也就是说，每工分不足8分钱。
在那人多地少的年代里，多了个和尚就少了一碗粥，谁也不想让个外乡人来分去他们的一瓢羹。所以，生产队长也就从不给他安排下工。反正他只不过是“四类”分子家属也无处申诉，就是要申诉也没人理睬他。
久而久之，林云也就成了不择不扣的失业青年。反正没事可做，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进城找老同学的弟弟邱笑之习武去
